海安出了个奥运冠军仲满，人们在惊喜之余，不由，想到冠军原来是从体育之乡——北凌走出来的，还曾亲身参加过农民运动会。提到北凌农民体育运动，就不能不提到我的父亲——薛斌。

我的父亲薛斌在海安，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。他是海安角斜人，生于1921年，1942年就参加了新四军，1944年入党，所在部队是粟裕司令领导的一师一团二营（残废军人证上记载）。他打过日本鬼子，颈后还被鬼子挑过一刺刀；参加过解放战争，诸如“三打李堡”“立发桥伏击战”“苏中战役”“北撤山东”，直至“淮海战役”，他都参加过，其间曾先后七次挂花，所以他有七本残废证。而最重的一次是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，时任副营教导员，当时他和通信员（姓吉，是个独膀子，曾任胡集公社副书记）一起，被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，把两个人的左胳膊同时打断，通信员后来做了截肢处理，而我父亲却把左臂保留下来了，因为骨头被打碎了，左手虽有知觉，但已丧失功能，只能甩来甩去的，后来人家背地里都叫他薛独膀。准确地说，应叫“断臂”。因为负伤太重，父亲被留在后方，没能打过长江，这也成了他日后的遗憾。在他去世后，县委晨阳副书记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时，曾动情地说：“根据档案中记载，在战争中，薛斌同志大小战斗共参加过四百多次，伤痕累累，战功显赫，这在海安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，真正是身经百战！”他的一些战斗经历我本人也不太清楚，但在北凌乡中小学学生中，许多人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时，都曾听他讲过不少精彩的战斗故事。

解放后，父亲由于文化水平比较低，组织上把他送到扬州军人速成中学学习，时任年级班长。许世友的夫人田甫是他的同班同学，他的学习非常认真，成绩十分优秀。在日后的工作中可见一斑。他所有的报告无论长短都是自己动手写，从未要秘书代劳过。文学水平也较高，这在工农干部中也是极其少见的。

学习结束后，父亲被分到省民政厅工作。1958年调到海安，担任县劳动工资部部长、机关党委书记、县纪检书记等职。父亲虽然残废，但对体育早就很感兴趣，在省里时就学会了打篮球，并且十分爱好，几乎每天下班后，他都要去打球，投篮十分准，看到他一只胳膊甩来甩去还能打球，常常引起许多好奇者的围观。来到海安不久，他就组建了一支县直机关篮球队，当时叫“红旗”队。那时经常与周边的县市比赛，很是风光。每次在县体育场（电影院西隔壁）打比赛，观众都是里三层外三层，十分热闹。

1963年，在党的大办农业的号召下，父亲作为“63支农”干部，被调往北凌公社担任党委书记。那时的北凌，到处都是荒草地、盐碱场。由于地处偏僻，去县城连大一点的路都没有。经济非常落后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，竟然还有没有入社的“单干户”。更严重的是，钉螺和血吸虫泛滥，到处都是“大肚子”病人。政府那时在北凌还设立了一家血吸虫病防治站（全县仅此一家），收治病人。其落后的程度和老百姓的疾苦可想而知。

父亲来到北凌后，从县里带来几台支农的大型拖拉机，有东方红履带式的，有铁牛的等。当时，父亲就下决心，要花三年时间，把全社近七八千亩的荒草地全部开垦掉，并在开垦出来的田地上要求全部栽胡桑，长棉花，种果树，大力发展多种经营。著名的四洋果园、仲洋果园，就是在那时发展起来的（当时扩大种植经济作物，是要顶住巨大的压力，冒很大的风险的,父亲由于资历深,加上胆子大,上级领导对他也没法子）。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，北凌的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，集体经济实力跃居全县首位。县化肥厂和磷肥厂当时都是借北凌集体的钱建起来的，生产的化肥和磷肥作为还款优先供应给北凌，这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十分难得的。北凌的农业也因此得到极其快速的发展，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全县都名列前茅。当时有的生产队劳动日单价都在一块几以上，最少的也有七八角，而本县其他地区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只有几分钱。由此可见，北凌在六七十年代曾经的富庶和辉煌，以及集体经济力量的强大。这些 也为农民体育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父亲一到北凌后，就在公社大门前修建了一个篮球场，每次从下边工作回来，都要去打会儿篮球。同时还组织了北凌第一支篮球队，父亲也是队员之一。他们经常与周边的公社进行比赛，比得最多的是与东台的唐洋公社，每年都要比赛好几场，有时父亲也亲自上场，他的准确投篮，引来观众一阵阵热烈的喝彩。看到群众对体育的极大热情，同时也想到农村中疾病流行，群众的体质普遍较差，再加上封建迷信活动猖獗，父亲当时就酝酿，用一种积极健康的活动来占领农村这块阵地。“五一”农民运动会就这样诞生了，1963年5月1日，在南排河的大堤上，举办了赛跑和自行车比赛，在草地上，举办了最为激烈的拔河比赛，四洋大队大力士们力气最大获得冠军，令人至今难忘。民兵还进行了拚刺刀表演和掷手榴弹等，群众情绪十分高涨，场面也很壮观。在以后的若干年里，“五一”召开农民运动会，“五四”召开中小学生运动会已成惯例，只有1964年因“社教”停开了一年。1965年后，开始正常举办，以后规模逐年加大。并涌现出一大批的体育骨干，如新华大队的短跑名将周彬（运动会短跑纪录至今未有人能破）、二灶大队的赤脚运动员卢惠美（曾获全国女子四百米跑比赛第4名，后被北京体院录取）等，在当时都十分出名。北凌的群体工作也得到上级领导的关心和重视。南通体委的陈鹏等同志经常到北凌，直接指导群体工作，体育活动也越来越普及，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篮球场，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男女运动队，运动水平也越来越高。

而给北凌农民体育运动水平带来极大提升的，并注入新鲜血液的，是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那时，北凌由于土地面积多，因此也是全县接受知青最多的公社。由于是接受大户，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对我父亲就特别客气，每次都让我父亲先选人。父亲挑选知青的标准有三条：一是要有体育特长；二是要有文艺才能；三是要能写会画。凡是下插到北凌的知青，全都是经过父亲的亲自挑选，不管工作多忙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一点儿都不含糊。大批有特长有才能的知识青年的到来，使北凌的文化体育事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。

农民运动会由于知青的加入，运动水平和比赛的精彩程度都有了极大的提高。有的知青由于运动水平突出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像明星一样。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也越来越多，干群参与的积极性非常之高，情绪十分热烈。

随着农民体育运动的开展，北凌的学校体育运动也得到了快速发展。当时，中心小学的体操队和二灶小学的体操队在实力上旗鼓相当，与专业队相比，也毫不逊色；八灶小学的足球队、仲乔小学的武术队、仲洋小学的排球队、四洋小学的篮球队、白果小学的乒乓球队，精彩纷呈，有声有色，十分红火。农民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，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，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、空军副司令赵正洪中将曾亲自到北凌来视察群体工作，给北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。在以后的若干年里，每逢农民运动会，国家体委和省体委都派专业队前来表演。国家男子排球队、省女篮、体操、乒乓球、航模、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技巧等队都曾先后来过，他们的精彩表演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群众前来观赏，家家户户亲朋满堂，真是盛况空前，令人大饱眼福。

1970年，父亲调离北凌，之后的北凌在“农业学大寨”的错误引导下，砍果树，毁胡桑，伐林木，用来种粮食，使集体经济受到重创。及至到了改革开放，北凌群众又被土地缠住了手脚，乡镇经济状况一直萎靡不振，最终导致了被撤并。我想，北凌如果一直按我父亲的思路发展的话，恐怕被撤并的就不是北凌乡了！

北凌的农民体育运动在六七十年代，之所以能得到这么迅速地发展，首先应该归功于当时集体经济实力的雄厚。试想，体育训练也好，比赛也好，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（运动员都是要记工分的），如果集体经济薄弱，能行吗？父亲虽然残废，只有一只胳膊，但对经济和体育却是两只手都在抓，并且都抓在点子上，成效非常显著。北凌的农民体育运动从无到有，由盛而衰的历史，就是北凌的一部经济发展史，也正应了“国运兴，体育才兴”的这句话。回想起来，北凌自从开展了农民体育运动，不知多少人从中受益。单是从北凌走出来的体育人才就有成百上千，遍布各地。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增强了群众的体质，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，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。

父亲是在县体委主任的位置上离休的，退下来后，仍然十分关心北凌的农民体育运动，他还组建了家庭篮球队，曾在全乡家庭篮球赛上，拿过第一名。由此可见，父亲一生对篮球运动的特殊爱好。

父亲的性格十分豪爽大度，意志刚强，大公无私，他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，平易待人，没有一点官架子，在北凌工作期间，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生产队的每块田地，对全公社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大小队干部的名字他全都叫得出，广大干群对他是真心拥护和爱戴的。

1989年春天，父亲因病去世，那时正值北京发生“六四”动乱，临终前，他嘱咐我们，“一定要拥护党，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为老百姓的，是永远不会垮台的”。表现了一个老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坚定信念。同时，他还吩咐我们要将他的骨灰埋到北凌。（按规定，他的骨灰盒应安放在烈士陵园）生前，他就在距离北凌体育场仅有一百多米远的地方，为自己选好了一块墓地。在他去世后，我们按照他的意愿，将他的骨灰安葬在那儿，墓碑正对着体育场。可能，他希望在死后还能继续观看农民体育运动会吧！在近二十年来的日子里，父亲默默地守望着这块土地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在沉寂了几年之后，北凌农民体育运动会在有关领导的关心下，今年又重新开始举办了，虽然有点流于形式，但总算让人看到了希望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相信北凌农民体育运动一定还会有辉煌的那一天。

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，不是诞生了一位奥运冠军吗？这也正可以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。